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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张甲洲和巴彦抗日游击队
来源:巴彦县人民政府
时间:202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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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生平

张甲洲,字震亚,号平洋。1907年5月21日生于巴彦县镇东乡张家油坊屯。历任中国共产党北平市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巴彦抗日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师长,抗联11军副军长等职。1937年8月28日在富锦牺牲,时年三十岁。

张甲洲自幼聪明好学,天资聪慧,才华出众。1923年,他考入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第二年因反对东北军阀张作霖在学校招兵,上街游行,被校方开除学籍。同年入沈阳文华中学,并当选为学生会主席。在校期间,因声援上海工人运动,领导学生示威,再次被校方除名。1926年,他考入齐齐哈尔工业学校,因领导学生开展爱国运动,被封建军阀逮捕入狱。出狱后,南下求学。1928年考入北平大学理工学院学习,仍致力于学生运动。1930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9月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在此期间兼任中共北平西郊区委书记、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和代理北平市委书记。在校期间,为营救被捕的清华大学同学,再次入狱。在狱中,结识了中共党员冯仲云等一些进步人士,思想上发生根本改变,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较全面认识。出狱后,利用暑假回乡探亲之机,与北平学友李时雨及巴彦籍的大中学生发起驱逐县长翟星凡的斗争。这次斗争不仅大获全胜,而且开创了黑龙江民运先河。

“九一八”事变后,在北平的中共地下组织遭破坏,张甲洲遂返回东北,并经冯仲云介绍得到满洲省委的同意,于1932年5月,与李时雨、王家善、孔庆尧等一起,在巴彦县镇东乡七马架小学校组织一支200余人的抗日武装,张甲洲任总指挥。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转战于明水、安达、呼兰、青冈、兰西等地区,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不久,巴彦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六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任师长,吴福海任政委,赵尚志任参谋长。

1933年初,游击队失败后,张甲洲被满洲省委开除党籍。1933年7月,受冯仲云派遣转入富锦中学任教,从事地下工作。

1937年8月28日,抗日将领祁致中派参谋长李景荫、联络副官郭革一等去富锦接应其到抗联11军任副军长,离县城行至董老茂村时,突遭伪地方团队武装伏击,腹部中弹,因流血过多而牺牲。

革命生涯

在革命熔炉冶炼下,张甲洲迅速成长。1929年夏,在北大读书期间,经北大党支部宣传干事文艺陶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4月21日晚上,张甲洲和文艺陶等人在北大二院大讲堂召集50多名同学开会,研究营救北大支部书记李光伟。由于军警探知了消息,包围了会场,张甲洲等32人未及时转移,当场被抓,关在警备司令部监狱。在狱中,他结识了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冯仲云,俩人共同探讨了中国革命问题,结下了深厚友谊。

不久,经党组织营救,张甲洲重获自由。党组织觉得他学理科不适宜革命工作,建议他转考清华大学政治系。

1930年10月,在清华读书的张甲洲,担任了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兼西郊区委书记。12月,市委书记刘锡五被捕,张甲洲代理北平市委书记。由于他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引起国民政府的注意,决定伺机逮捕。

一天晚上,他在民校上课,胡乔木和陶赢孙在外放哨,8点多钟时,来了两个身份不明的陌生人,说找“张申江”。原来特务们把抓人名单上的“张甲洲”误看成“张申江”。胡乔木机警地说:“二位请等一下,我去叫一声。”其实是去送信。胡乔木出来对特务说:“我们这里没有叫张申江的学员,你们找错地方啦!”张甲洲得信后,在学员掩护下,翻越学校高墙,潜伏在北大德文教授杨丙辰家。夜深人静时分,他骑着杨教授的自行车,跑到阜成门外罗道庄农学院,在巴彦籍同学贾玉麟的宿舍住了一宿。次日,由北平火车站潜往上海。  

张甲洲到上海后,通过中央特科人员牵线,顺利见到了洛甫(即张闻天)。张甲洲敬仰张闻天是党内资深理论家,张闻天赞叹张甲洲是学生运动的急先锋,俩人彻夜长谈未有丝毫倦意。张闻天跟张甲洲说:上海的革命形势十分严峻,你在北平工作时间长,知名度高,如在上海工作,我想会很快暴露身份。根据革命需要,我考虑再三,觉得让你去做特工比较合适,你意如何?”张甲洲直爽地说:“我做过学生工作和组织工作,对特工可是一窍不通啊。”张闻天笑着说:“我们都是马列主义唯物论者,你可以学中干、干中学嘛!”

当时国际情报总部领导人为苏联人伊万诺夫,下属称国际特工队,其任务是搜集德日法西斯情报,执行各种反法西斯任务,直接受共产国际领导。张甲洲辞别张闻天,赶赴松花江下游的依兰和王一飞会合。王一飞是黄埔军校2期毕业生,现以依兰县图书馆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国际情报工作。张甲洲来到后,使三江地区的特工队增加了领导力量,在下江更加广泛地开展起国际情报工作。

1931年9月18日,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突然炮击中国军队驻地北大营,并将侵略的魔爪伸向吉林和黑龙江。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命令东北军撤入山海关。东北全境沦陷,三千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事关中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张甲洲从依兰赶赴哈尔滨找到冯仲云,提出了组建抗日游击队的想法。对于这件事,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副部长的冯仲云回忆说:“他对我说,要到北平去号召一批东北学生,回到巴彦组织游击队,我同意他的意见,又把此事向中共中央驻满洲省委代表罗登贤同志做了汇报,登贤同志也同意他这样做。”

10月初,张甲洲再次来到北平。这时,北平在党领导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张甲洲一时找不到组织,就参加了北平高等院校的学生反动当局展开的游行、示威、演讲、静坐、绝食等一系列斗争。

11月下旬,清华、北大、燕大和民国学院等高校的大学生,要求去南京请愿。张甲洲认为,眼下要紧的是示威而不是请愿。为此,他积极组建了由5000多名学生参加的示威团,并任示威团总指挥。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命令火车不能载运示威学生,张甲洲率先横卧在铁轨上,他身后的大学生们纷纷效仿,像一棵棵轰然倒下的白杨横亘在铁轨上,以死要求放行。一列火车迎面开来,反动当局企图用飞奔的火车吓跑铁轨上的学生,张甲洲大喊:“碾死我吧!东三省都丧尽了,我还在乎这条命吗?我以我血荐轩辕!”最终火车被迫在5米处停下。卧轨3天,北平铁路线瘫痪3日,国民党北平军事委员会无奈答应了学生们乘车的要求。

12月16日上午,张甲洲获悉南京国民政府正在开会,他率领示威队伍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围得水泄不通。他和几个同学首先下了大门卫兵的枪械,高呼“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声。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闻讯出来,学生们拥上质问,军警们推搡阻拦,同时企图弹压,3个学生猛地摁住了陈铭枢,张甲洲眼疾手快将枪抽走,用枪指着陈铭枢的脑袋:“命令他们撤退,不许开枪,不然先打死你!”陈铭枢只好喝令军警们撤退。

北平大学生的示威活动很快波及开来,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团纷纷行动起来,全部把请愿的旗帜改为示威的旗帜,响应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斗争,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安庆、苏州、济南等地学生及南京各校学生共3万余人。

12月17日上午,张甲洲率示威大军经中山路、鼓楼,冲进国民党中央日报社,把中央日报经理室、编辑部、总务处、印刷厂砸了个稀里哗啦。随后,示威队伍包围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外人头攒动,传单飘扬。

蒋介石很为恼火,下令镇压学生。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蒋面前力劝,蒋介石还是下令对学生举起了屠刀。南京警备师二旅奉命出动,恶狼一样扑向示威队伍。张甲洲和同学们赤手空拳与敌相搏……最后,38名学生牺牲,60多名被捕,100多名受伤。此事史称“珍珠桥惨案”。亲睹爱国学生被屠杀的血腥场面,张甲洲更认为建立武装队伍的想法正确,要想促使党的事业快速发展,必须抓枪杆子。             

张甲洲从南京直接到上海寻找党中央,凭着果敢与机智,他利用关系顺利与陈赓接上了头。陈赓时任中央特别情报科科长,特科是中共中央的保卫机构,前身是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主要任务是依靠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深入敌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安全。

在陈赓的引荐下,周恩来接见了张甲洲,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周恩来仔细地听取了张甲洲回家乡组建游击队抗击日寇的汇报。他用欣赏的目光凝视着年仅24岁的青年人,听完汇报后,对张甲洲回家乡组建游击队这件事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中央苏区的毛泽东同志早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我马上就要前往江西,去加强中央苏区军事工作。在目前日寇入侵的非常时期,你有组建抗日队伍的想法,说明你已是成熟的共产党人了,我代表中央和中央军委支持你!在东北你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定必胜信心,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次见面,张甲洲不俗的谈吐给周恩来留下很深的印象。

组建队伍

1932年4月底,张甲洲带领于天放、夏尚志、张清林、张文藻、郑炳文等6名黑龙江籍的大学生扮成商人,携着在南京示威时夺得的两支德国造20响驳壳枪,由北平、经由天津、营口辗转回到哈尔滨。经过半个月的紧张筹备,5月16日,200多人组成的巴彦游击队在张家油坊宣告成立。游击队成立后,上级任命他为司令,赵尚志为参谋长。张甲洲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因此,队伍发展很快,巴彦游击队成为我党领导的东北第一支抗日武装。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为提高实战能力,先从小城池入手,先后拿下了天增泉烧锅及王四窝棚,并夜袭了康金井火车站,扒铁轨,炸火车,游击队名声大震。

1932年7月7日,日本关东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松木中将令驻呼兰的第五十九联队第二大队向巴彦进犯,11日占领了巴彦县城。

为打击日本侵略军,激发东北同胞的抗日信心,8月16日,巴彦游击队决定攻打巴彦县城。经过侦察,得知城内有日军1个小队和步兵营、警备队、商团共300余守敌。为求全胜,张甲洲联合了驻巴彦北部的反日义勇军才鸿遒500多人和土匪“绿林好”200多人,3方商定,以8月30日第一声鸡叫为号,共同发起进攻。

8月30日后半夜,游击队来到县城南门外,各中队摆开阵势,指挥部设在马家店,指战员和游击队的政工人员分别戴着红、蓝、白三色袖标,严阵以待。

东方天际刚刚泛出白色,随着第一声鸡鸣,进攻的冲锋号便在巴彦城外嘹亮响起,顿时枪声大作,巴彦游击队的将士们破城门,攻入城内。

巷战激烈展开,张甲洲率领一个大队的队员直扑东大营,他手中的两把德国造驳壳枪,左右开弓,忽东忽西,枪响处敌人应声倒地。队员们见司令员不顾命地猛打猛冲,顿时士气高昂,日军被密集的弹雨逼到一栋营房内负隅顽抗。张甲洲命人拿着几束手榴弹爬上房脊……只听“轰!轰!轰!”几声巨响,房内鬼子被消灭了。

赵尚志指挥的二大队遇到伪军的顽强抵抗。赵尚志击毙了伪军营长沈大黑瞎子,伪县长程绍濂趁乱由北城壕向兴隆镇方向逃窜。

攻克巴彦县城的战斗,是“九一八”事变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东北进行的一次有重大影响和意义的战斗,为我党东北军事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战后,部队进行了短期休整。为解决枪支匮乏的问题,张甲洲决定攻打东兴县城。他首先派人去找有200多人马的“绿林好”协同作战,决定联手攻打东兴县城。

10月29日,张甲洲带着将士们顶风冒雪向东兴县城开进。上午10点,游击队轻重机枪一齐开火,打得东兴城头尘土翻飞、硝烟四起。

城内的警察和伪军共有400多人,事先没有准备,闻听枪响,才跑出来仓促应战。

一声巨响,西城门被炸开了。不足半个时辰,巴彦游击队就占领东兴县城。

惨败的敌人发誓要血债血偿。第二天中午,敌人或五个一群或三个一伙,扮成小贩子、皮货商潜入城内,寻找好地势后,突然向游击队开火。傍晚时分,3000多伪军、警察和土匪逼近张甲洲的指挥部,用火力网封锁住大门,双方展开了拉锯战。巴彦游击队的战士们艰苦鏖战10多个小时,一直打到后半夜。张甲洲挥枪大喊:“不怕死的跟我杀出去。不打退敌人决不回来!”他带领敢死队向外猛突,终于打退了敌人的第八次进攻。

此次战斗赵尚志左眼受伤,为保存实力,张甲洲果断命令赵尚志带一、二大队先撤出战斗,张甲洲断后。游击队骑兵和拉运伤员的爬犁在夜幕中出了西门,向前疾行。敌人认为是张甲洲跑了,死命追击。指挥部这边,张甲洲命令牵出战马,“同志们,冲啊!”他一马当先,在冲出大门的瞬间,一抬手就是一梭子,一蹭大腿又压上20发,紧随其后的队员们也挥枪齐射。狂追之敌在城西正欲大摆战阵,忽听背后枪声大作,游击队内外夹击,敌军死伤惨重。

游击队从东兴撤出后,来到姜家窑一边进行整训,一边着手做二次西征的准备。并计划与在西北部地区活动的抗日义勇军李海青部和邓文部联合起来,攻打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里的日本侵略军。            

1932年11月上旬,张甲洲率游击队穿越呼兰、兰西、肇东,到安达一带,所到之处,迅速摧毁敌伪政权,广泛发动群众。中旬,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队,传达中共临时中央“北方会议”精神。此会议受“左”倾路线影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空前高涨,革命时机已经成熟,无视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开展反日斗争是第一要务的实际,要求东北党组织与南方一样进行土地革命,并要求把游击队改编成工农红军。巴彦游击队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师长,赵尚志、吴福海为第一、二政委,原来的各大队也都改成团的建制。

12月上旬,独立师由安达向西行进,以期会合那里的李海青、邓文部义勇军。行至泰来时,得知李、邓已开往热河。独立师只好回师东归。

东归路上,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按照满洲省委的指示,要求独立师执行土地革命等“左”倾政策,每到一处打土豪、分田地,进行土地革命。从此,独立师所到之处,召集群众开会,建立农民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赈。这样一搞,使得形势发生了剧变,原来大多数地主对游击队是支持的,给粮食、给武器,执行土地革命政策后,他们不再给游击队送粮食、送武器了,甚至进攻游击队。此外,部队中一些地主家庭出身的指战员,也与党渐渐疏远了。

当独立师来到绥棱、铁力交界的一撮毛地区时,个别战士缴了索伦营山队两支三八步枪,引起了激烈的武装冲突,独立师伤亡惨重。此时,正值农历十冬腊月天,天气特冷,许多战士手脚被冻伤,连续10余天的孤军奋战,独立师人困马乏。紧接着,他们又在半截河和庆城县境内连遭地主武装和伪军的伏击,40余人丧生。结果,独立师被打散了,赵尚志也与部队失去了联系。张甲洲苦等4天,赵尚志才找到他们。此时正是腊月二十三过小年,独立师中的巴彦籍战士动了回家过年的念头,行至东兴县时,各团开始不断有人开小差。独立师回到根据地姜家窑时,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1933年1月18日,在姜家窑屯东头的大树下,张甲洲、赵尚志带领着独立师仅有的70余人,举行了悲壮的散师会。此时此刻,这些铁打的汉子个个泪流满面,张甲洲更是失声痛哭。最后,他擦干脸上的泪水,慷慨激昂地对大家说:“咱们还有能干的那天,大家把枪都带回去,马也骑回去,等待时机,我们还要重新组织队伍。我们不能灰心,鬼子一日不除,我们战斗就不能停止!”

巴彦抗日游击队从1932年5月16日成立,到1933年1月18日解体,仅存了8个月零两天。

功败垂成

巴彦抗日游击队即江北独立师解散后,张甲洲、赵尚志、吴福海等人前往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满洲省委不问青红皂白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吴福海也被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

对于江北独立师的失败,张甲洲深知省委不会从执行路线正确与否上考虑,所以他没有申诉,省委也不让他申诉。但是这一挫折并未使张甲洲意志消沉,反而使他的抗日决心更加坚定。

对于这件事,独立师政委吴福海在新中国成立后这样说:“当时,省委书记找我谈,宣布开除张甲洲、赵尚志党籍;我被留党察看3个月。因为我去时间不长,解散那天我不在游击队。”

错误的处分,没有泯灭张甲洲、赵尚志两位战将的报国之心。巴彦游击队的解体,是左倾路线的牺牲品。新中国成立后,冯仲云说:“巴彦游击队的失败,主要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负责,他在那批判了‘北方特殊论’,要在东北搞苏维埃和红军。这个口号是‘左’倾的,‘北方会议’是教条主义,不看客观形势。当时反日是主要的任务,但却没提反日口号,反而提出土地革命和苏维埃、红军的口号。这个口号在东北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对的,行不通的。”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写给满洲省委的指示信中,才提出“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张甲洲原先搞的反日大同盟就是抗日统一战线,不过那时没有这个词,张甲洲实则是统一战线政策的创立者和积极实践者。

忍辱负重

1933年7月,张甲洲根据冯仲云的安排,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乘船东去,到下江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富锦中学是三江地区唯一的中等学校。校长是日本翻译,只挂名不管事,全由教导主任张甲洲管理,他总揽了富锦中学的大权后,便以庆幸久旅店为据点,通过交通员霍德舒和抗联独立师联系。半年后,张甲洲晋升为校长。1934年5月,他和刘向书结为革命伴侣后,成了富锦的合法居民,从此满洲省委派来的人,都找他接头,并由他安排工作。

张甲洲目光远大,自当上校长之日,就努力提高学生们的军事素养,以适应将来抗日斗争的需要。他在中小学成立了童子军,每班挑选12人进行军事训练。1935年暑期,他去北平找地下党请示工作。回来时,带回来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不但使学生受到了革命思想的熏陶,而且有力抵制了日寇的奴化教育。

在富锦卧底期间,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和麻痹艺术。为打进日寇的心脏,他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地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富锦是日寇统治的腹地,又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他通过交通员和独立师保持联系,并经常为其输送枪支弹药、衣物等军用物资,忍辱负重地为抗日默默工作。

一次,时任北满临时省委书记的冯仲云来信,要他买《康熙字典》和“无线电零件”,暗指武器和电台,他通过伪警察署署长李景荫,在伪军大队搞到一部电台和20多支长短枪,由抗联战士用“搬家车”取走。后来他又策反李景荫,带出87支枪,投奔抗联独立师。

1936年初,他利用县公署教育股长之便,在友道公司给全县中小学生每人做两套制服,收了1万多元。衣服学生都穿上了,但收上来的钱,他一直拖欠着不               给友道服装公司,全部买成药品,送到了抗联部队。

张甲洲虽很隐蔽,但因来历不明,履历不清,仍引起了敌特警觉。一天下午,日本宪兵队长广野突然盘问他,他矢口否认自己就是张甲洲。

敌人为放长线,欲调他到佳木斯伪三江省协会任职。对此变故,引起了中共临时满洲省委的重视,1937年6月28日,中共临时满洲省委执委扩大会在帽儿山召开,以张兰生(原名包巨魁)为书记的临时满洲省委认为张甲洲在富锦卧底已4年有余,出色地完成了敌后工作任务,加之敌人对他产生了怀疑,不宜久留。当时抗联独立师改编成11军,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提名由张甲洲任第11军副军长,省委采纳了赵、周的建议。

8月28日,张甲洲率于天放等同志带四百多套衣服、一百支枪、三万发子弹、一台收音机、一本地图离开了富锦城,奔赴抗联11军。在上任途中,不幸遭遇地方武装袭击,张甲洲小腹中弹,血流如注。一代英雄在上任途中,壮烈牺牲。

张甲洲的遗体被安葬在头道林子根据地。下葬时,11军全军将士悲痛万分,抚棺跪哭。

总理哀思

1953年1月1日,周恩来总理在松江省委书记李常青和哈尔滨市市长吕其恩陪同下,怀着沉痛的心情,走进东北烈士纪念馆。在张甲洲的遗像前,周恩来充满深情的目光久久凝视着这幅熟悉的年青面孔,他静立若松,一言不发,任泪水漫过面颊……

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缓缓地对遗像三鞠躬后,饱含深情地说:“甲洲同志,我代表全国人民感谢你!”

1984年9月30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在给巴彦县党史办的回信中崇敬地叙述:“张甲洲是我在清华时的同学,当时他是党员,我是团员。他是我的领导者,为人非常正直,对党十分忠实,很有能力和魄力。对我教育很深,至今仍极为怀念。他性格坚强、豪爽、热情、果敢,精力充沛,很有活动能力……”

在巴彦烈士陵园为他建起了纪念碑铸造了铜像,富锦市也为他其建墓立碑铸造了铜像,清华大学的“清华英烈”碑和北京大学的“北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上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他就是抗日民族英雄——张甲洲。

有的人死了,却还活着。张甲洲死了,他还活着,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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